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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点军校的道德哲学课

发布时间:2020-07-13 15:04:12 阅读: 来源:保温涂料防水剂厂家

现在,道德哲学成了西点军校的必修课。课上学生必须研习的一个难题是,是否应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挽救另外几个人的生命。

思想实验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该校讲授的正义论课程广受欢迎,他在讲座的开头询问学生对电车难题的反应。这一思想实验的设计者、牛津大学哲学教授菲利帕富特刚刚去世,享年90岁。1967年,她在《堕胎问题与双重效果原理论》一文中提出了这个后来使伦理学课程变得很吸引人的思想实验。一列失控的电车正在冲向被绑在铁道上的5个人,他们肯定会被撞死。附近有一个人,他扳一下道岔,可以使电车驶上岔道,救下这5个人。但是岔道上有一个人,会被电车碾死。他该不该扳道岔?

后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朱迪斯托马斯提出另一个设想:同一列电车会碾死5个人。这次,你站在铁路上方的一座桥上,身旁有一个胖子。如果你把他推下桥,落到铁轨上,他的身躯可以挡住电车,救下那5个人,但他会被碾死。你应该推还是不推?

调查发现,90%的人会选择牺牲那个在岔道上的人,但不会选择把胖子推下去。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一个人被碾死,救下了另外5个人。其间在道德上的差别是什么呢?

在西点军校授课的罗格斯大学教授杰夫麦克马汉认为,电车难题使托马斯阿奎那在13世纪建立起来的双重效果论变得更重要了。阿奎那提出了正义的战争需要符合的原则,他是历史上首位勾勒出双重结果论的人。他认为,如果一个行为有好的结果,也有坏的结果,但坏结果并非有意造成的,且整体上好结果大于坏结果,它就是被允许的。

把双重结果论运用于电车难题上,其论证就是,在第一种情况下,电车司机并没有有意要碾死岔道上的那个人。如果你调整电车的方向,而岔道上的那个人奇迹般地逃开了,你会很高兴。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你是有意要让胖子送死。如果他从铁道上跳开,逃出电车的行进路线,那将阻止你实现你的目标,因为那5个人还是会被碾死。你需要让摔下去的胖子被电车撞到。

在课堂上,西点军校的学生都不赞成杀死那个胖子。他们解释说,这两种情形之间的区别,就如同在知道会有平民伤亡的情况下瞄准一个军事设施,与故意杀死平民之间的区别。

老师教军校学生自己做道德决定,不要盲目地遵守道德规则。培养这样一代懂哲学的士兵是有风险的。一位教官承认这一点,但是他说,这样做的益处很大,因此不能忽略。他说,当士兵处于战场上时,他们不能看不到一个人相信的指导其行为的基本准则。这些准则需要通过思考电车难题等问题来培养。

英国牛津大学副研究员戴维埃德蒙兹在《展望》杂志上撰文说,电车难题已经引发了一个繁荣的小型学术产业,名叫电车学。很多学者为它设计了多种变体。有研究者问受测者,他们会不会把1只胖猴子推下桥以拯救其他5只猴子。还有人给胖子取了一个名字,问受测者会不会推下1个非洲裔美国人来拯救纽约爱乐乐团的100个成员,或者推下一个富翁来拯救哈莱姆爵士乐团的100个成员。

还有环线情形:一辆电车将碾死5个人,但可以把它转向另一条轨道,轨道上绑着一个胖子。这另外一条轨道是环形的,拐弯之后仍回到主干线,上面是那5个人。撞上这一个人之后电车会停下。你该不该扳道岔?设想出这一情形的朱迪斯认为,如果能接受第一种情形,也就一定能接受环线的情形,两种情况下除了轨道长了几米之外没有别的区别。大多数人也都同意,认为改变电车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环线上的人也可以挣脱,离开电车的路线,5个人还是会被碾死。

有人说,在第一种扳道岔的情形中,你是改变一个已经存在的威胁,来降低损失,把胖子推下桥则是制造新的威胁。但哈佛大学的弗朗西斯卡姆认为这种解释不够充分。他想出了一个转盘情形来解释原因。

在这个思想实验里,电车驶向铁道上一个转动的圆盘,圆盘上有5个人。5个人都会被电车撞到,但如果把圆盘转动180度,只有一个人会被撞到。你该不该转动圆盘?我们的道德直觉会说应该转,虽然这不涉及改变已经存在的威胁。

功利主义者们认为,只要行为能带来更大的效用就是对的,没必要考虑这么多种情形。我们需要克服非理性的心理障碍,把胖子推下去。但卡姆认为,个人很重要,不能使个人的幸福消融于众人的幸福中。有些事情我们是不可以做的,不管它是否会有利于全体人的幸福。她认为这类思想实验是有意义的:现实生活中的情形有太多因素,很难测试某个因素是否关键。你得人为地设计案例,集中考虑某个重要的因素。就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使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来考察灰尘会不会影响摩擦力。

神经科学家眼中的电车难题

哲学家对电车难题无法达成共识时,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开始在此领域施展拳脚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豪泽多年来一直在用网络做一个民意调查,他称之为道德感测试。他提出一系列道德困境。豪泽认为,我们对非常抽象的道德准则有着先天的感觉。它们没有具体内容,如不得杀害自己的母亲,但存在关于杀害或伤害是否被允许的抽象准则。豪泽认为,1000多年前被阐述的双重结果论就是先天的。

年轻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学者乔希格林也研究这些令人感到痛苦的困境。他让一位女同学回答这一问题:二战期间,你和你的孩子跟其他人躲避纳粹。你的孩子开始哭,如果你不令她窒息,杀死她,她将暴露你们躲藏的位置,纳粹将杀掉所有的人。你应该怎么办?这位女生说:我做不到。我不能杀死我的孩子。但孩子的哭声将导致所有人被杀掉。这有什么区别呢?几分钟后,孩子仍会被杀掉,是的,但不是被她母亲杀掉的。

格林认为,人们觉得把胖子推下去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是直接杀人,他把这种情况叫做人际道德情境,因为直接涉及他人。相比之下,当你只需把电车引导到不同的轨道,你没有直接伤害别人,随后的死亡似乎是间接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所做的道德决定是非人际的。

格林在受测者思考道德困境时,给他们做大脑扫描。他发现,当被问到是否愿意扳道岔时,受测者的理性决定机制启动,大脑的一个神经网络评估各种选择,把判决传给前额叶皮层,然后他们会做出明显的优势选择。他们的大脑很快意识到死1个人比死5个人好。

但是,当被问到是否愿意把胖子推下桥时,受测者大脑中一个特别的神经网路被激活,这些灰质褶皱负责解释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因此,受测者会自动地想象如果把那个可怜的胖子推下去落到铁轨上,他会有什么感受。他们生动地模拟了胖子的想法,并得出结论说,推下胖子是死罪,即使这样能拯救另外 5个人。

达尔文的进化论往往强调自然选择的非道德性,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现实远远没有那么黯淡。我们不是天使,但是我们也不是野蛮的原始人。格林说:我们的灵长类祖先,生活高度社会化,他们已经进化出阻止他们做出肮脏事情的心理机制。这一初级的灵长类道德不理解逃税之类的事情,但是明白把伙伴推向悬崖之类的事情。

格林用相机来比喻大脑的两种决定方式。相机有自动场景设置,它很有用,因为可以节省时间。但有时你想玩一点花样,也许你想让主体处于一侧,其他部分变得模糊。这时你就得使用手动模式。情感反应就像相机的自动反应,更有弹性的行动计划就如同手动模式。进化给了我们一个有弹性的系统,以解决那些我们无法预期的问题。

在思考是否将胖子推下去时,有两种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双重结果论,我们更在意有意造成的结果而非不可预见的结果。另一个因素是个人的作用,这是用一个人的肌肉直接影响某人与扳动岔道之间的区别。格林的研究表明,如果受测者可以通过扳动一个手柄,把胖子从活板门丢下去,很多人都会选择杀死胖子。

格林说,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我们对电车难题的反应。我们在进化时,处于需要亲手、直接用我们的身体做事的环境中。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中介的世界。胖子仍会引起我们的情感反应。

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适应扳动手柄而不是用手推的世界。乔纳莱勒在《为什么大猩猩比专家高明》一书中说,二战期间,美陆军准将马歇尔进行了一项调查,得知在战争中只有不到20%的士兵真的朝敌人开过枪,即使受到攻击。马歇尔说:害怕的是杀戮,而不是被杀,这是战斗失败最常见的个人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于1947年发表后,美国陆军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提高开火率,美国陆军立即调整训练方案。新兵开始无休止地演练杀人,训练内容就是看到敌人后立即开枪的能力。训练让士兵们对杀戮脱敏,直到杀戮成为一种自动反应。同时,军队开始强调战场战术,如高空轰炸和远程大炮之类的战术,以降低战争的人际性。到越南战争,开火率接近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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