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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简介以及东林党的由来-【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1:34:08 阅读: 来源:保温涂料防水剂厂家

杨涟的忠心为国,宁死不屈的形象让我们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同时也让我们熟知了另一个词汇“东林党”。东林党的由来,应该从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说起。 顾宪成(1550—1612),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八年(1580)的进士,后官至吏部文选郎中。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国本”(指 册立太子)之争中,顾宪成力主册立神宗长子为太子,而神宗则有意立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为太子。顾宪成的“顽冥不化”,遭到神宗的记恨。同年,在推举 阁臣时,顾宪成举荐因拥立朱常洛为太子而被罢免的原首辅王家屏,又与神宗意见相左。神宗老账旧账一起算,将顾宪成削去了官籍,贬回家乡。

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 及于允成等人,讲学其中。杨时是宋代大儒程颢、程颐两兄弟的学生,而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由二程和朱熹等人创立的儒学体系,被称为程朱理学, 被南宋统治者确立为正统思想,获得长足的发展。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的时候,明确地宣布他是讲程朱理学的,许多士人慕名前来听讲。更能吸引士人的,则是顾宪 成等人对时政的抨击。顾宪成等人在讲学之余,往往抨击时政、品评人物,其言论往往影响士人升迁。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批江南士 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士人周围,东林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舆论中心。

尽管如此,以顾 宪成为首的东林士人,从不把自己称为东林党。中国古代的“党”一般指“朋党”,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政党。所谓“朋党”,原本指一些人为了私利而互相勾 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即结成利益集团。所以“党”最初是个贬义词。如就曾在《论语》中说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说“君子周而 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说,君子能够和睦相处却不结党营私,而小人喜欢朋比为奸而不能和睦相处。东林党的“党”也是这个意思。东林党是以魏忠贤为首 的阉党,对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士人的蔑称。之所以这样称呼,就是企图用结党之名对他们进行陷害,因为统治者最憎恨的就是士大夫结党营私。

万历年间,神宗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饮酒作乐,政务荒废,还派遣矿减税使到地方搜刮民财。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大胆上疏废除弊政。在“争国本” 事件和以后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东林党人都从维护封建礼制和伦理道德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以及反对郑贵妃、李选侍 的干政,要求严厉追查“三案”的幕后主使者。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官僚士大夫都无条件地支持东林党的主张,围绕着争国本和明宫三案,官僚士大夫阶层阶级内部出 现分歧,形成不同的派别,如“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等等,他们并没有像东林党那样鲜明的主张,他们的结合更多意义上是帮派,为 了自己的仕途和利益,他们以同乡之谊相互结交,拉帮结派,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党同伐异,并没有什么是非对错之分。而所谓的“东林党”,则是一些政治见解 相同、志同道合的士大夫们组成的团体,尽管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同籍,但这并不是他们结成团体的主要原因。两相对比,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东林党人的身 上吧。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叶向高、韩相继入阁执政。他们任用一些正直派官员如张问达、赵南星等执掌要害部门,企图兴利除弊,刷新朝 政。天启三年(1623)为官员考察之年,左都御史赵南星协助吏部尚书张问达,主持京察(考察在京官员),将齐、楚、浙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 吴亮嗣等尽行罢黜。当时正值魏忠贤专擅朝政,赵南星等东林官员不与阉党合作,因而获得了士人的称赞。但是,东林党人以“清流”、“正人君子”自诩,对政见 不合者均斥为“邪人”、“邪党”,甚至直指为阉党,这起了很坏的影响。被东林排斥的官员,因为心有不甘,加上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着想,纷纷投靠阉党以求自 保。这样以来,东林党执政后,反而在朝官中日益孤立,而魏忠贤的权势日盛。为了清除反对派,魏忠贤借三案打击东林党,并唆使其党羽造作《东林党点将录》, 企图把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天启五年(1625),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首遭其灾,立即拆毁,东林书院变成一片瓦砾。东林党人也遭到迫 害,杨涟、左光斗等许多著名的东林人物都惨遭杀害。

明思宗(帝)继位后,列举了魏忠贤十大罪状,惩治了魏忠贤。天启七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崇祯帝正式下令清查“阉党逆案”,共计258人被追究了责任。另一方面,停止对东林党的迫害,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诏修东林书院,追封顾宪成为 吏部右侍郎,谥号“端文”。但是,因为思宗刚愎自用,亲邪佞、远忠直,憎恶朝臣结党,所以东林党并没有真正受到重用。

东林党是明朝后 期出现的以正直官员、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群体。他们关心政治,注重气节,愤世嫉俗,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这种救世精神,继承了传统经邦 济世的理念,企图以儒家思想挽救国家。这对于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多少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他们对于时政的抨击,对于执政者也具有一定的警示。但是在实 际行动中,他们却不能坚持原则,往往意气用事,不顾大局,一味党同伐异、排斥异己,把反对派都视为阉党,如赵南星在京察时罢黜齐、楚、浙三党官员,完全是 为了公报私仇。一些被东林党排挤的官员被迫投到魏忠贤的怀抱,从而壮大了阉党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明朝的灭亡,东林党也是难辞其咎的。

在东林党之后,明朝官僚和士绅又组织起复社。复社的主要创建人是江南的张溥。张溥(1602—1641),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县人。张溥为人勤奋好学,刻 苦钻研,宽厚热情,各地士人纷纷来向他求学。他一身正气,憎恶阉党专权陷害忠良。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指使阉党罗织罪状,陷害东林党人和正直的士 大夫。在魏忠贤活动最猖獗的时候,张溥不畏强权,逆流而上,毅然在苏州创立“应社”。一时间,各地读书人纷纷响应,前来入社,很快又从江南扩展到了江北、 河北等地,先后建立了江南应社、江北应社、河北应社等。“应社”名义上是以读书为要务,实际上是旨在提倡名节、改变社会风气。天启七年(1627),魏忠 贤畏罪自杀,思宗下令严惩阉党分子。阉党的覆灭大快人心,张溥即兴作《五人墓碑记》,热情歌颂了当年为反抗阉党暴政而惨遭杀害的五位苏州勇士,这篇文章表 达了张溥疾恶如仇、彰善瘅恶、弘扬正义、激励后人的高尚思想。

崇祯二年(1629),张溥和他的同乡张采,在吴江县令熊开元的支持 下,于吴江召开尹山大会,宣布合南北各地文社为一社,成立“复社”。即希望与四方之士兴复古学,故因名之为复社。复社继承东林遗志,以振兴经术、恢复古 学、培养人才、维护封建统治为宗旨,当时的人们都把他们亦视为东林党。张溥为复社订立章程、制度、规范。复社成员遍及全国各地,党羽遍天下。仅有姓名可考 者,就有3025人。一些复社成员后来还考中举人、进士,迈入仕途。

崇祯六年(1633)三月,张溥在苏州虎丘召开复社第三次大会, 各地到会者千余人,座无虚席,会场内外人山人海,被围得水泄不通,热闹非凡。其场面之大,非常罕见。这是复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盛会,它标志着复社和二张 (张溥、张采)的名望达到了顶峰。然而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由于复社对科举的重要影响,各地士大夫、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复社,造成复社会员成份复杂,鱼目混 珠,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势利钻营的小人。这样,复社由文人读书会友之地转变成追名逐利之所,这绝非张溥初衷。

随着复社规模的庞大,张溥也越来越急功近利。他原来希望通过广收门徒,扩大复社的影响,由此左右朝廷政治的走向,以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实际生活中,复社成员虽然才高八斗,但并不擅长科举考试,只有一部分人进入仕途,而且职位较低,很难对朝政有所重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形下,张溥不惜使用非常手段,以操纵政治。崇祯十四年(1641),张溥利用自己的声望到处活动,帮助前首辅周延儒重新进入内阁。周延儒再次入 阁后,一反温体仁执政时的弊政,多用复社之人,朝政为之一新。但是,周延儒等人过于贪婪,在对清军的作战中又贪生怕死,谎报军情。崇祯十六年,周延儒等人 被赐死。复社也因此受牵连而被攻击,复社运动从此走入低谷。九年(1652),复社为清政府所取缔,复社走到了自己的末路。

明朝 中后期,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但是朝政腐败,百姓负担沉重。随着二者矛盾的冲突,明朝社会风气败坏、阶级矛盾尖锐、内忧外患加剧,明朝已经陷入了摇摇欲坠的 境地。为了恢复传统文化,拯救黎民,振兴国家,抵御外辱,一些对现实不满、卓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和失意被贬的官员联合起来,组成各种团体,修身讲学、评 议时政。东林党和复社是当时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士人团体,他们怀着满腔政治热情,“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兴学复古、崇尚实学相号召,切磋学 问,砥砺品行,反对空谈,密切关注国家、社会、民生,并实际地参加政治斗争。他们的行为,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他们也因此被奉为知识分子的楷模而备 受尊敬。但是他们过于书生意气,党同伐异,反而造成了崇祯一朝朝政的混乱。至为关键的,他们崇尚空谈,缺乏实际经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垦瓣无法提出切 实有效的政策来拯救明朝。在加上之徒的左右,东林党和复社最终一步步地把明朝引入了深渊。

神宗以后的明朝政坛,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政治势力如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明朝就在一次次的折腾中日益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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