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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一个老北京收藏家的境界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2:22:52 阅读: 来源:保温涂料防水剂厂家

和王世襄老人聊天

王世襄 著名文物收藏家、鉴赏家,1914年出生于京城官宦世家,燕京大学文学硕士。1945年担任追回战时损失文物工作。之后,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等。工世襄兴趣爱好广泛,精通漆器、竹刻、明式家具、传统工艺等诸多领域,编写有40多本著作。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的研究,他曾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及“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奖”。

这个(2003年)秋天,是王世襄先生悲欣相交的季节。与他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几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于10月29日故去,留下他孤独地面对窗外枯叶飘落。

也在这个秋天,世界著名的文化奖项之——荷兰克劳斯亲王奖,在10月宣布,为了表彰他“对中国工艺的专业与创新性的研究”,将最高荣誉奖颁发给他,奖金为 10万欧元。随后,在北京嘉德秋季拍卖会上,“王世襄袁荃猷藏品”成了炙手可热的珍品,他们的藏品一共拍到了6000多万元人民币。对于痴爱文化的他,在多年沉寂之后,终于在新的世纪达到了声名的鼎盛。

我把与他在北京他的寓所的谈话记录整理出一部分,经他审定后发表,以飨读者。

李:在我认识的老人中,你大概是真正的老北京吧?

王:我祖父那一代从福州来到北京,到我是第三代。

李:那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了。芳嘉园的小院是你们家什么时候买的?

王:生我的时候,父亲买芳嘉园这所房子。修好后,我已出生。八九岁时,我父亲到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父亲驻墨西哥两年,回国后的职务为“待命公使”,随一时有可能出使。考虑到要带我们出国,就把我送到干面胡同的外国学校念书。那是一家美侨学校。这样,我从小就学了英语,讲得很流利,用英文演讲没有问题,别人还以为我是在外国长大的。

李:你父亲又出去过吗?

王:父亲后来到北洋政府,孙宝传执政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就没有再出国。

李:听说你母亲娘家也是望族。

王:母亲一家有钱。外公在南洛镇。发了财的是他的父亲,做蚕丝生意。外公没有出过国,但很有西洋新

派思想,办电灯厂,投资开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那还是19世纪末。

李:都说你是大玩家,金鱼、蟋蟀、鸽哨、葫芦、竹刻、鹰、犬、古董,太多了。人说玩物丧志,但你没有丧志,还成了大学问家。

王:1939年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于是,我开始研究画论。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我在文学院做的算是跨学科题目,学校同意了。三年获得硕士。我一直到进研究院才开始念书。

李:《画论》最后写完了吗?

王:《画论》是我一生中最难写的一个题目,涉及哲学、历史、艺术许多学科。研究院毕业时只写到宋代。离开学校后,父亲鼓励我把书写完。1941年、1942年两年,靠父亲养着把全稿写完。后来又害怕说是唯心主义,至今未出版。

李:现在应该会有机会出版了。

王:1943年《画论》完成后,父亲让我找工作。我不是进步学生,就绕道河南、陕西到了西南。我到南方去,行程一两个月。我到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是梅贻椅,他留我当中国文学助教。我不愿意,到了重庆,在故宫重庆的办事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先生与我父亲是小学同学,他在故宫接待外宾时,还请我父亲来任翻译。马先生是看着我长大的。马衡给我一个秘书职位。南迁的文物,分别放在乐山、安顺、峨眉山的山洞里。我提出看文物,但战时不能看,我就不愿意当这秘书。我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带我去见他。傅斯年对我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

王世襄:一个“老北京”收藏家的境界

古老的家具,悠扬的鸽哨,大大小小的葫芦,叫个不停的蟋蟀,津津有味的美食,这都是王世襄这位“老北京”所执著关注的东西。这种执著,是对艺术收藏所持的迷恋,漫溢出精神的暖意。于是,他本身就成了一个耐人咀嚼的文化话题。

1936年就读燕京大学时,王世襄迷恋养鹰

王:1939年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于是,我开始研究画论。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我在文学院做的算是跨学科题目,学校同意了。三年获得硕士。我一直到进研究院才开始念书。

李:《画论》最后写完了吗?

王:《画论》是我一生中最难写的一个题目,涉及哲学、历史、艺术许多学科。研究院毕业时只写到宋代。离开学校后,父亲鼓励我把书写完。1941年、1942年两年,靠父亲养着把全稿写完。后来又害怕说是唯心主义,至今未出版。

李:现在应该会有机会出版了。

王:1943年《画论》完成后,父亲让我找工作。我不是进步学生,就绕道河南、陕西到了西南。我到南方去,行程一两个月。我到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是梅贻椅,他留我当中国文学助教。我不愿意,到了重庆,在故宫重庆的办事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先生与我父亲是小学同学,他在故宫接待外宾时,还请我父亲来任翻译。马先生是看着我长大的。马衡给我一个秘书职位。南迁的文物,分别放在乐山、安顺、峨眉山的山洞里。我提出看文物,但战时不能看,我就不愿意当这秘书。我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带我去见他。傅斯年对我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

王世襄部分作品

李:没想到傅斯年有这种偏见,你还被拒绝过。在这之前你和梁思成熟吗?

王:我哥哥在清华大学与梁思成是同班同学,一个宿舍住。他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教过书。梁思成的姐姐是我母亲好友,我和梁先生的妹妹、外甥都很熟。梁先生收留我参加营造学社,呆了两年,从1943年到1944年。

李:营造学社主要从事建筑考古,这与你的研究有关系吗?

王:还是有关系。当时李庄集中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营造学社都在那里。我到了李庄,研究古代建筑,也就与之有了关系。

李:从(黄)苗子、郁风他们那里听到不少你的故事。说你对(20世纪)50年代在故宫受到的打击感到最窝火。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王:1952年开展反贪污、反浪费之类的“三反五反”运动,当时我在故宫工作。结果我被关押到东岳庙。搞逼供信,穷追猛打,疲劳轰炸。

李:是什么罪名?

王:我经手的回收文物多,功劳反倒成了罪过,还怀疑我。

李:真是荒唐得很。你被关了多久?

王:在东岳庙我被关押了4个月,然后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上铐子。在那里我被关了10个月。

李:查出你什么问题没有?

壬:根本没有。他们把北京所有的古玩铺查了,没有找到我的问题,家里的东西全抄走,后来才退还。我终于被放了,因为我确实清白无辜。但至今没有任何结论和说法。

李:放出来回故宫了?

王:没有。放回来后,到文物局去报到,他们不要我,说是要我到劳动局自谋生路,故宫不能回了。这简直是我的奇耻大辱!正好我在关押期间患了肋膜炎,就在家养病。后来音乐研究所的杨荫测要我到他那里去,我不识五线谱和工尺谱,他就要我负责办古代音乐史陈列,编古代音乐书目,研究陈旸《乐书》、古琴文献等。就这样我开始了古代音乐的研究。

李:古琴也是那时开始收藏的?

王:对。我过去就爱小文物、标本、参考品,但凡有研究价值的东西,被释放回来后,我反而买得更多了。当然,受经济能力的限制,只买小的,破烂家具等。值钱的文物我当然买不起。1957年,大鸣大放,我提意见,意见是没有证据,不该关我10个月。结果又成了“右派”,出去劳动,没有不歧视的。到1962年我摘帽子那天调我归队,回文物单位工作。于是,我离开10年后又回到文物局,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回故宫。我不去,便去了文物研究所。我要出一本书,《明代鸽经》,鸽子图与文字对照考证,是填补空白的书,我是认认真真去做。请朱桂老(朱启铃老先生)写序,先印了一本油印本,中华书局要给我出版,我向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请示,他不同意在中华书局出版,说这书属于我们文物局范畴。这一拖就拖到了80年代才出。

李:你还真是“大器晚成”!30年代开始做研究,到80年代才开始出书。但每出一本都引起反响,被认为是填补空白的专著。

王: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写与民俗有关的事项,包括过去玩的东西。我不喜欢一小段一小段地写,要写,我要深入其境才写,才有意思。我有生活。

李:你说过你做研究重视材料。怎么去找?

王:有些材料不是想找就可以找到的,是平时积累的。你看葫芦是中国的特例,外国没有。我和外国植物学家谈过,他不相信生物的果子会在模子里长大,还有花纹图案。其实清代宫廷里大量种植,是中国的独创。一直到60年代,我就很发愁,没人种葫芦了。你想,那时候,连养鸡、种菜都不允许,谁还种葫芦?下一代就不知道了。我生怕这门工艺绝种。60年代我写一篇文章给《文物》杂志,题目叫《说钻器》,编辑部不敢用,退稿。

李:为什么?

王:怕挨批。我把这篇文章一直留到1979年,故宫的院刊复刊,我才拿去发表在第一期。从此,的器重生!现在到处都有种的,成为一种重要的工艺品。

李:“文革”期间你的景况怎么样?

王:“四清”、‘文革”,什么事也做不了,一直受歧视。“文革”中我去干校前肺病犯了,有空洞,工宣队一定要我去。结果在那儿养好了,也算命大。我在那里放牛,种地,种菜,下湖,种水稻,一共有三年半。1973年回京。我看得开,同时我坚决要养好身体,因为有许多积累的材料还未写出来。干校时,我写过一首小诗,名之日:菜花精神。诗日: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这是我的座右铭。(摘自《王世襄 找一片自己的天地》大象出版社)

每次走进上海博物馆新馆,我都要在明清家具展馆驻足再三,细细十量那些由王世襄收藏过的家具。我依不清哪一件曾在他家里见过,但却品一种特殊好奇。他的藏品,能够从纵京芳嘉园胡同的那个小院,堂堂正正端坐在典雅庄重的崭新展馆,实在是不错的结局。不过我还是有点遗憾。如果将他家的小院辟为博物馆,把自己的所有藏品:明清家具、字画、葫芦、鸽哨等集中起来,一定会是京城颇有特点的家庭博物馆。

遗憾归遗憾,这却是无法补救,更是难以实现的事。我想,对于王世襄本人来说,重要的在于收藏过程本身。几十年来,他陶醉其间,细细咀嚼,把兴趣与研究联系起来。谁会料到,那些毫不起眼的东西,如蛐蛐罐、鹰狗转环、鸽哨、葫芦等等,也能如同明清家具一样,走进他的视野,成为饶有趣味的文化话题,最终有一天写出一本本令人喜爱的著作。也可以这么说,他在细细咀嚼它们的同时,实际上就在回味着自己的生命。

于是,他本身也就成为了一个耐人咀嚼的文化话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王世襄位于东城芳嘉园的小院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人聚会的场所。

在写作传记《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时,我第一次从这对夫妇那里听说了王世襄的一些故事。他的这座四合院是父亲置下的家产,为三进院。1957年以前,中院只有他一家居住。“反右”风雨的前夕,王世襄结识了黄苗子。当时,黄苗子郁风一家住在东单栖凤楼一座小院,同住的先后有吴祖光一家、音乐家盛家伦、北京电影制片厂制片主任戴浩一家、音乐家都析零一家。楼下的一间大厅和两间侧室,曾由吴祖光介绍,成为上海《新民报晚刊》驻北京办事处,这样,《新民报晚刊》的总经理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也经常来此旅居。在“反右”开始之后,这座小院被视为不可容忍的、让人生疑的“右派”文人相聚的场所。一位文化部主持 “反右”运动的副部长,曾直接明确地说不能让这样一批人再住在一起。这样,黄苗子郁风一家便准备另搬他处。正在这时,他们认识了王世襄。

王世襄当时在音乐研究所工作,时常来到牺凤楼拜访颇有音乐史学问。曾演唱《夜半歌声》电影插曲的盛家伦,和黄苗子郁风虽无深交却也相识。他听说黄苗子都风想搬出栖凤搂,就主动提出让他们搬到芳嘉园与他一家同住。一次他对我说:“我是个书呆子,从不问政治。我到西观音寺去串门,看盛家伦。听说黄苗子他们正想找地方住,我说我有,到我这儿来。当时已经开始‘反右’了,我的情况也不妙,但我没有想到这些,这说明我这个人头脑简单。不过,物以类聚,其实没有别的什么。”

黄苗子郁风搬到王世襄的小院,住进东厢房的五个房间。在这里,黄苗子郁风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用黄苗子郁风的话来说,在芳嘉园的主人王世襄、袁量献身上,他们感受到现代社会中文人极为难得的沉静、陶醉、投入、执著。

刚到芳嘉园,黄苗子郁风便惊讶地发现,许多精美的明代家具,居然堆满了王世襄家中的房间。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有的明代家具,就成了家中的用具。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几床被褥,就是主人的床。大书案边上的生具,是带脚凳踏的南官帽大椅,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黄苗子郁风看见,王世襄常常把家具扛出扛进。除了去修理外,他还不时将家具扛出大门,雇平板车运到照相馆去拍照。这些古代家具,都是王世襄数十年间跑遍了各地而收集起来的。

除了家具,还有整盒的鸽哨,由大到小排列。这些鸽哨有的用葫芦制成,有的经他烙烫火绘花纹,堪称精美的艺术品。

王世襄夫妇的这种性情和才能,对于黄苗子郁风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好邻居。他们有共同兴趣,譬如王世襄、黄苗子都从事古代美术史研究譬如,黄苗子在搬到芳嘉园之前,曾非常欣赏明清家具,买过一些有关书籍,还产生过收集的念头;譬如,郁风兴趣广泛,特别偏好民间工艺,如王世襄一样,也是一个“ 爱玩”的人……他们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也相互激励,在一种文化逐步贬值的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沉浸在文化的勉力之中。黄苗子后来这样评价王世襄:“他是一个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生活和民俗学的人……他做学问爱搞些‘偏门’,人弃我取,从不被注意的角度上反映中国传统文化”。

在黄苗子郁风之后,漫画家张光宇一家也搬进这座小院,住进西厢房。张光宇是他们早在30年代就结识的老朋友。他的到来,使这座小院更加热闹、更加丰富多彩。

芳嘉园小院曾有两棵海棠树、一架藤萝、一棵核桃。后来东边海棠困太老而枯死,便锯掉留下桌子高的树桩,有一天,王世襄像推大车轮子那样运回一块的一米直径的青石板,放在树桩上,便成了夏夜朋友们来喝茶围坐的圆桌面。

物以类聚,王世襄的这个说法的的确确是对这些文人生活态度与方式的最好概括。黄苗子被定为右派分子后,王世襄这个自认为是个不问政治的书呆子,也被音乐研究所划成右派。同病相怜也好,命运巧合也好,这座芳嘉园小院,因为他们两家和张光宇一家相聚的缘故,从此北京又有了一个文人频繁往来的场所。

经常来往于芳嘉园的有聂给客、启功、叶浅予、沈从文、张正宁、黄永玉等。他们互相借书,谈文物,谈古文诗词,谈绘画。他们各有其侧重点,又有相同的兴趣,不时的相聚,带给他们满足与温馨。

难以想象,没有朋友间的相聚,没有文化的切磋,这样一些文人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王世襄这种不合时宜的文人来说,“文革”、“破四旧”真正是场损失惨重的悲剧,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如此。

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了。人们过去熟悉的一切,人们曾经钟爱的一切,看来都不得不接受新潮流的检验与改造。文化成为躁确对象,传统被视为罪恶。

芳嘉园小院,顿时乱作一团。

王世襄率先起来“自我革命”。这位文物专家、收藏家,举目环顾,家里都是多年精心收藏起来的珍贵文物。在这场风暴中,它们无疑都属于应该破除之列的“四旧”,或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或者反映出主人没落的生活情调。显然,在这种情形下,王世襄非常害怕这些他所珍爱的东西,会在随时可能冲进家中的中学生红卫兵们手中化为灰烬。

他主动跑到文物局,请文物局懂行的红卫兵前来抄家。的确,这些红卫兵与众不同,虽然是抄家,却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运走时非常小心。他还记得一位同学讲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小学生到院子里来看热闹,在一块古代巨型条砖上踩了一下,一位红卫兵便训斥道:“靠边点,踩坏了怎么办?”那个小学生说:“踩坏了我赔!”红卫兵说:“你赔得起吗?你知道这是哪个朝代的?”这话吓得小学生赶紧站到了一旁。

王世襄的举动启发了黄苗子都风。家里有不少珍贵的藏书藏画,其中有黄苗子为研究古代美术史而购买的一大批明清刻本书籍,有些还是国家图书馆都难以找到的孤本、抄本。他们担心这些书同样会被糟蹋,便由黄苗子主动前往美术出版社,请求造反派来抄家,将这些珍贵的东西—一收走。

当把家里的书画文物运走之后,他们好像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与老朋友见面便如释重负地说:“这回解放了。一辈子都做物质的奴隶,这次下决心交出去,真觉得解放了。”

但是,实际上他们内心又怎么可能如此简单,如此轻松?当看到一辆辆车子驶出胡同口时,他们的心一定在滴血。图书文物毕竞是多少年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伙伴,毕竟是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与它们告别,终归难舍难分。惟一聊以自慰的是,虽然他们不再可能著书立说,但这些图书文物如果保留下去,便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利用。

有这样一种深藏的愿望,恰恰表明他们无论如何变化,无论如何跟随时代,但骨子里永远保留着对文化的热爱。

芳嘉园小院的主人们,王世襄、黄苗子、郁风、张光宇就是这样一种文人。表面上看来,他们无法抗拒疯狂年代,显得懦弱、安分、自甘沉沦。但是,他们内心其实从来就是坚韧的。既然上帝已经安排他们从事这样一种事业,他们就永远不会抛弃它。无论处境多么恶劣,他们对文化的热爱依然深藏于心,一旦有可能,他们又将重新将之拥抱,在文化创造中得到快乐,得到满足。

于是,文化尽管会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却不别民灭。文化的延续正有赖于一个个普通文人生生不息的文化信念。

没有“文革”史无前例的对文化的破坏,就无法映衬出那些文人所执著的文化观念的可贵。同样,没有那些文人所执著的文化观念做对照,也就不可能凸显出“文革”的荒唐!

王世襄的小院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气氛。先是黄苗子郁风夫妇被关押进秦城监狱达7年之久,他们的孩子工作的工作,下乡的下乡,可以说家不成家。一段时间里,王世襄夫妇也前往外地的“五七干校”劳动。这时,街邂安排其他几家居民搬来居住。私家小院顿时成了一座大杂院,里面陆续搭起一间间小屋,作为厨房或者储藏间。原有的宽敞一下子显得嘈杂拥挤,旧日格局与气氛不复存在。在文化被践踏的年代,私有财产同样失去了本来的神圣,反倒被视为耻辱与罪恶。这对王世襄实在是另外一种不幸。

然而,固有的信念从来没有汉天。在那些黯淡的日子里,王世襄夫妇在自己的小屋里,仍然摩学着喜爱的物件,仍在可能情形下,撰写自己感兴趣的文章。而这种写作热情,在“文革”结束后,一发而不可收。

王世襄前两年最终离开了他的小院,住进一套现代化的公寓。他说,实在不能再忍受小院里一位退休铁匠每日每夜没完没了的敲打声。他说,那个小院不久后可能要被拆掉,成为房地产开发的地盘。说这话时,他似乎很平静,但能让人感觉到他多少有一些留恋,或者无奈。

遗憾已是永远。让他感到欣慰的是80年代以来,他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包括三卷本文集。倾毕生心血收集的明清家具,他认为也有了一个圆满合理的归宿。他说,这对于他这样的文人,已知足常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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