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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玩出一片新天地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5:00:07 阅读: 来源:保温涂料防水剂厂家

采访王世襄先生之前,先打电话沟通。“别的事情我不想提了,我就想说鸽子。”他说,“我还要讲讲鸽文化和你们广东的一段渊源。”

王世襄现在的住所,不是文化界闻名遐迩的芳嘉园小院。那座本属王家的私人院落,曾一度庇护了黄苗子、张光宇等落难朋友的家庭,“文革”后被政府安排成多家混居的大杂院,往日安宁不复在。于是离开原来无法忍受的嘈杂环境,搬到城外住公寓楼房了。

那天下午和摄影记者一同前往王世襄的公寓,进屋后赫然见到门后贴了这样的纸条:“请勿照相,阻止莫怪。”王世襄解释:“我这里贴着‘请勿照相’,是针对家具店的,因为他们照了相,放大后成为他们的广告。我说我要争取保护肖像权,让他们把摊子撤掉,否则我就找律师了,说了几次,他们才撤掉了摊子。以后我就干脆写了一个‘请勿照相’在这里等着,凡是跟文物有关系的家具店、古玩店,我一律不让照相。”

客厅很宽敞,四处摆放着王世襄的各类收藏品,外人看不出其中的章法。厅中挂着王世襄的妻子袁荃猷的遗像,2003年10月,和王世襄相濡与沫的袁荃猷逝世。谈起三联书店刚出版的王世襄新作《锦灰三堆》,他取出一封范用刚寄来的信,信的大意是:“三联书店送来《锦灰三堆》,十分欣喜。我告诉三联,《锦灰堆》是他们出书中最有价值的著作,可谓空前绝后之作。《告荃猷》十四首,感人至深。希望兄能够想得开,保重身体。嘱安。”《告荃猷》十四首收入书中“畅安吟哦”部分,其三为:“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

王世襄的精神很好,他告诉我,自己左眼已失明十多年,现在每天早晨下楼走走,基本上不出门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了。提起他的至爱鸽子,老人家眼神一亮,滔滔不绝地谈着鸽子的种种可爱处,此情此景,让我恍觉像多年前静听一位好友倾诉对心仪之人的相思之情。每谈到鸽文化不为世人重视时,老人家不时感叹:“现代人全跑去赚钱,把中国传统的东西丢了,太得不偿失了!”

谈话中,王世襄不时取出原先准备好的资料,他新近在《北京报晚》发表的“延续中华鸽文化,抢救传统观赏鸽”系列文章,复印得整齐有序。而刊登了《温总理的关怀 名学者的心声》一文的《羲之书画报》,老人家竟给了我两份。谈起与广东的渊源,老人家取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手执放大镜,一字一句地指出书中关于鸽子的记述。

在倾听鸽文化之余,我不时提起老人家的故知好友,引起他和朋友相关话题的谈兴,话题稍为深入时,他不时提醒:“我们今天只谈鸽子。”当无意聊起一些朋友的趣事时,老人家妙语连珠。谈到冯亦代和黄宗英的情书《纯爱》,他说:“我总是觉得,黄宗英嫁了好几次了,没有意思了。”又问我:“你知道黄裳吧?黄宗英以前是甜姐儿,他的名字跟黄宗英有关系,说是黄宗英的衣裳。钱钟书还写过一个对子,说黄裳与黄宗英的事情。”我马上接话,念出钱钟书那个著名的对子:“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老人家笑了。我又提起董桥喜欢收藏文物,文章中多次提到王世襄,钦佩之情跃然纸上。老人家说:“他买的有些文物不对,不真也拿来当真的。”

临走时,老人家突然提起自己的孙子:“十四岁,写了一本半文言文武侠小说《双飞录》,现在又改写短篇散文。他看的书很广,法律、历史、宗教什么都看,金庸等的小说都看了,古书能看《文心雕龙》。在学校老师不喜欢中文比他好的学生,处处为难他,因此退学了。我们的教育制度有问题,有特长的也需要培养。”

不知不觉谈到晚饭时间,我们告辞前,家中保姆取出王世襄的晚餐。没想到一代美食家的晚餐,竟是肯德基的汉堡!

王世襄出身书香门第,自述:“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一次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上邓之诚先生的课,在邓先生讲得兴致勃勃之际,王世襄怀里的蛐蛐响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他赶出了课堂。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王世襄完成《中国画论研究》后,赴重庆寻求工作。是年冬去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从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李怀宇:最近读梁思成和陈从周的书,陈从周回忆,1958年中国营造学社受到批判,梁思成说自己的文章遗毒很深,在座的陈从周就会背我的文章,所以他也应该受到批判。陈从周因此以营造学社外围分子也遭到批判。后来,梁思成去世的时候,陈从周在五七干校劳改,想发唁电过去,但是他受到监视未被允许。陈从周说:“梁思成是我的老师,如果老师去世我不发唁电,那我父母死了以后,我还要不要去纪念他们?”勉强允许后,当时胃出血的陈从周从村里跑到城里发了唁电,看了让人心酸。你和梁思成的交往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王世襄:我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与梁思成共事近两年。本来我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带我去见他,傅斯年对我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梁思成便收留我参加中国营造学社。

李怀宇:当时你们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情况怎样?

王世襄:在李庄,我们就住在一个院子。我们所有人的吃、喝、住、工作全在里边,我与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也是天天见面。梁先生考察过不少地方的古建筑。我去得晚,只有两篇稿子收入手书石印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1945年日本投降,我就回北京了。

李怀宇:1949年后,梁思成主张把北京的老城墙保护起来,北京再建一个新城,这样就无须破坏旧建筑,老京城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园。今天我们再看这段历史,非常痛心。

王世襄:关于北京城墙的问题,当时每天有人在清华大学等梁思成回来,聆听上级决定,一次比一次不好。最后上级说:“你(指梁思成)要再保留城墙就是反革命了!”***站在天安门上曾说,我要看到四周都是烟囱。

李怀宇:郭沫若、郭小川都写过诗,歌颂烟囱很雄伟。

王世襄:他们也许有违心之论,不得不这么说。郭老是腰杆不直不硬啊!

我们看到《宣和画谱》著录五代黄筌父子画有很多金盆浴鸽图,宫廷中用很考究的盆,鸽子在里边洗澡,洗完之后站在花间休息,整个是一种融合的风景,是一种园林的风景。不像现在园林是“死”的,缺少活的自然的东西。所以,古代画上有一个背景,与当时文化背景、气氛联系在一起。现代人不懂,只是追求高楼。高楼应该有,但是这种古代韵味的园林也应有保留一部分。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世襄受命奔走调查,收回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收保管,这是他自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没想到,这段经历竟使王世襄后来受残酷打击。“三反”冤案、故宫除名、五七扣帽的厄运接踵而至。

李怀宇:抗战胜利后追回国宝的经历对你的人生影响大吗?

王世襄:影响大,我的经历很坎坷。解放后博物馆界有三位馆长自杀,他们太脆弱了。以我的经历,他们可能要自杀十次。我很坚强,蒸不熟、煮不烂,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规,一不自寻短见,二不铤而走险,全力著书立说,做对祖国文化有益的工作。我按照我的道路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应该得到公正的认识,我能做到,这就是我胜利。

当时我们运回来的105箱善本书,从日本运到上海。溥仪从故宫携出的细软,纳粹德侨收集的重要青铜器,现都在故宫博物院,都是我那时候追回来的。其实,当时我人微言轻,办不成这些事情,多亏桂老朱启钤敦促宋子文出面,有当时行政院办事处人员参加才办成的。

可是到了三反,把我关在东岳庙。他们不调查研究,也不问我,就是逼迫我,昼夜逼供,穷追猛打,疲劳轰炸。不说我偷什么东西,只是要让我交代,关了四个月的时间。出来之后,又在公安局手铐脚镣十个月。朱家溍因为是的缘故,被关押的时间更长。我不是党员,跟教育部的人也不认识。就是因为在梁思成那里工作,还有马衡推荐我去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我肯干、肯跑、全力以赴追回几批重要文物,光是溥仪的就有一千多件,里边有商代的玉器、宋元手卷。这些东西一直运到故宫里头打开箱子,我才看到东西,才登帐,登完帐就进库房了,根本没有经过我手。但是他们不调查,详细述说又不信。一帮打虎将是乌合之众,不知从那里找来的。从语言行动显然看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会猛拍桌子猛喊。从三反以后不再用此方式搞运动了,说明我们国家进步了。

后来被释放,没有任何结论。我拿到一个通知,说故宫博物院已经把我除名了,让我去劳动局登记自谋生活。我曾去北海团城找郑振铎(当时的文物局局长),为什么我有功无罪反而被开除,我把通知给他看,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眼睛看着外边的白皮松。我心想,这个决定可能不是他做的,甚至可能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也没有力量更改这个决定,我跟他谈也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把通知要回来就走了。通知一直保存到“文革”,抄家的时候才没有了。

后来,我到了音乐研究所,碰上57年反右运动,又被划成了***。这个***当了二十多年。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自珍集》。就是那个时候早就想好了。所谓“自珍”,就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但是光这样还不行。这样就无补于事、虚度此生,我思考我还能做什么,什么是有益的。那个时候我认为有益的,如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都被打击、贴大字报、批判。很多东西就被打断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做,成为重要题目了。所以,我就认为要埋头苦干,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总会为世人知晓。后来我做到了,我一共写了四十本书。2003年我获得了荷兰的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我还把那个奖金捐给了希望工程。在国内网上投票中,我获得了“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称号,名列巴金、王蒙之后,张艺谋第四。所以,我做到了,我笑到最后了。

王世襄喜欢玩,明式家具、古琴、蟋蟀、鸽哨、葫芦、竹刻、鹰、犬、文玩,无不玩得入迷。杨宪益为他赋诗:“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因为志趣相投,王世襄结识了许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留下不少佳话。大收藏家张伯驹和王世襄相交不久,一听他在潜心研究书画,竟让他将陆机的《平复贴》这样的稀世之宝带回家研究。反右后,黄苗子、张光宇两家没有住处,王世襄毅然让他们住进了王家的芳嘉园小院。在五六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王世襄的芳嘉园小院成了不可多得的文人聚会场所。

李怀宇:你收藏明清家具这些东西,都是业余搞的?

王世襄:对,都是业余搞的,而且都是1945年回来以后,我东拾西捡买来的。我写过一篇文章抢救古代家具,写到外国人很重视保护古代家具,被抓住把柄,说我崇洋,1957年挨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整天弄一个车,车后边有一个大架子。大桌子、椅子我都骑车子载回来。全北京城我到处跑,春节我还跑到京东宝坻县。大年三十晚上,在小店里睡觉。小店里很冷,没有火。我拿两只鞋鞋底对鞋底一扣,放到炕沿上当枕头。只有这样才能买到极便宜的物件。

李怀宇:那钱从哪里来?

王世襄: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李怀宇:那些古琴从哪里来的?

王世襄:那时候的古琴,全是用东西换的,用我母亲的首饰换的。

李怀宇:我看过有关芳嘉园的文章,你让黄苗子、张光宇这些落难的朋友有了安身的住处,觉得特别感动。

王世襄:芳嘉园已经拆掉了。这次我出了一本《锦灰三堆》,里边有一些文章记录了鲜为人知的事情,如黄苗子、张光宇先生搬到我这里之后的一些事情。以前的院子什么样子、文革时期什么样子,还有些与这些人关系的文章。你看,我跟郑振铎、张伯驹、张光宇的交往,还有我在音乐研究所的一些事情,都恍如梦寐,不写出来就忘了。

我们现在也经常通电话,因为现在很少出门了,所以每个星期都会通电话。启功先生后来住进医院,不能去看他,他也不认识人了,也不能说话了……我比他小两岁,他去世的时候93岁,我91岁。我给他写了一幅挽联,八个字:“师多于友,痛不能言。”我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启先生了,我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很多地方都请教他。他给我改过文章,我的很多文章都请他看过,我不懂的问题他都告诉我。所以,我们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他和我虽然是朋友,但是老师的成分多于朋友的成分。

李怀宇:启功书法好、学问好,为人也好。

王世襄:以后恐怕不会出现这样的人了。他90岁的时候,李瑞环在钓鱼台给他做寿,请启先生的朋友,还有画家大概100来人。我送给他一幅寿联:“自古难兼德学寿,当今独擅画诗书。”

李怀宇:你写《中国画论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跟他切磋?

王世襄:有。里头有一些论点也是看了启先生的。比如南北宗的看法,我本来写的不是那样,看了他的文章我又改了,所以很多地方都是师多于友。

李怀宇:你向张伯驹先生借陆机的《平复贴》这样的国宝,他居然让你带回家研究。

王世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是1946年的事情,我们当时的交往并不深,我1945年从南方回来才跟他有一些来往。我在书画方面做研究,他都大力支持,后来被传为佳话。

李怀宇:这种事情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你当时怎么想的?

王世襄:这还给我很大的负担,我找了一个盒子拿回家,那个月我都提心吊胆,每天都看有没有丢失。(笑)

李怀宇:张伯驹晚年住院,八个人住一个大房间,环境差,后来提出能不能换一个单间,医院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住单间。张伯驹去世的时候,他的朋友说,张伯驹捐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整座医院。

王世襄:唉。张伯驹最倒霉的时候是在吉林。“文革”时期博物馆关门,把他“轰”出去到农村插队。到了舒兰县,村民说自己的粮食不够吃,还分来两个不能干体力活的人白吃我们的粮食,他们不收。没有办法了,张伯驹回到北京,但成了“黑人”,没有粮票。于是大家都给他凑粮票,帮他过活。后来,陈毅追悼会上,他送陈毅的挽联受到***赞赏,就给张伯驹安排在文史馆工作,一个月70元钱,才有了粮票,但之前做了两年的“黑人”。黄永玉画过一张《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画了他在莫斯科餐厅怎么吃饭,真是力透纸背。

学问研究之余,王世襄还是一位能写会做的美食家。汪曾祺曾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曾是王世襄芳嘉园邻居的郁风则回忆:“王世襄不但每天买菜是行家,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味高,做菜的手艺也是超一流。”

李怀宇:你为什么不专门写一本关于美食的书?

王世襄:我写过很多有关美食的文章,但是没有想过专门写一本书。因为现在吃饭就是填饱肚子,没有什么可吃的了。现在的东西味道全变了,鱼不是鱼、肉不是肉、鸡不是鸡、鸭不是鸭,蔬菜什么的全变了味道。我从前很喜欢做饭,有时候还专门跑去别人家做饭。我经常去范用家里做饭,李辉给我写的传记《找一片自己的天地》封面就用了我在范用家做饭的照片,因为当时范用住得跟李一氓先生比较近,我经常去那里。可是,现在我自己买的原料都不对了,我也做不出原来的味道了。现在的原料都变了,肥料不同了,生产方法不同了,整个都跟饲料肥料有关,再加上诸如灌水肉等等。我已经感觉不到有什么可吃的了。只有晚生的一辈人最幸福,没有吃过以前的东西,什么都能接受。吃过原来东西的人就会觉得索然无味。

李怀宇:我看过一个理论说,人的味蕾有记忆功能,一个人小时候吃的好东西都在十几岁之前有记忆保存下来。以后吃的东西,都是按照以前的记忆来分辨好坏的。

王世襄:但是吃的东西变质了。以前的葱,除去外边两层皮,里边是鲜嫩的,现在的葱剥到里边,还是硬的,炸也炸不熟,吃到嘴里不化,有渣滓,根本不是味道。比如你做一个菜,葱烧海参,一定要好葱。以前我有一个很出名的菜——闷葱,但是用现在的葱做不出来。

李怀宇:汪曾祺先生在《学人谈吃》的序中说,你和几位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你带了一把葱,做了闷葱这个菜,结果把所有的菜都压下去。有这回事情么? 王世襄:我当时经常去朋友家里做饭。汪曾祺当时给我写文章,还问我叫什么菜系。我说我只是外行,可以叫外行菜。古代画家有“行家”和“戾家”之别,戾家就是非专业之意,所以不妨叫“外行菜”或“戾家菜”。现在北京有个不好的风气,各式名目起得好听,菜却坏透了,整天就是一桌,外国人跑去吃,贵得要命,讨厌至极。

李怀宇:黄永玉大寿的时候邀请你了吗?

王世襄:没有,太远了。他那里苍蝇太多,有时候点心外边包的玻璃纸,苍蝇都钻进去,没有办法吃。

李怀宇:大寿那天的虾都是油炸的,硬邦邦的。

王世襄:渤海一开油田,以前的虾绝种了。

李怀宇:写美食的文章,汪曾祺、唐鲁孙的都很有味道。

王世襄:我跟汪曾祺很熟,我都在他们家里做过饭。他很喜欢写东西,沈从文的弟子,得了真传,文笔很好。

李怀宇:汪曾祺很淡雅、随意。唐鲁孙的文章好像在不断追忆童年的梦想。

王世襄:他是皇家后裔,和珍妃一家。

在众多玩艺中,鸽子是王世襄的至爱。他读北京美侨小学时,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责他如再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评差。后来读燕京大学时,在刘盼遂先生的“文选”课上,王世襄故态复萌,“习作呈卷”题为《鸽铃赋》。如今年过九十,王世襄最大的爱好是鸽子,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宣传鸽文化,并千方百计呼吁社会各界重视鸽文化,如绝种,太可惜了。

李怀宇:我听说你最近只痴迷鸽子,其它东西都不太感兴趣了。

王世襄:我不是迷鸽子,我只迷对鸽子的抢救保护,千万别灭绝。我曾多次问青年人见过几种鸽子,回答只见过两种:信鸽和白色的所谓和平鸽,其实是美国培育的食用鸽。中国传统观赏鸽,对不起,没有见过。这就是严重的危机。养信鸽是一种变相的***,还有很多歪门邪道钻空子。说白了,就是一个“洋”东西,发展得俗不可耐的东西。现在信息发达,虽然完全不用信鸽,但变成了一个***工具。谁的鸽子放飞回来可以“得奖”,而且奖弄得很大,台湾赌得更凶。国内就是有鸽棚,养信鸽的花钱把鸽子交给鸽棚,钱多少不一定,有的几千,有的几万。一个鸽棚有上万只鸽子,交给鸽棚的钱包括喂养一定时间以及统一放飞的费用。为了保证公平,信鸽统一放飞。比赛后看谁的鸽子先飞回来,评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然后第二天就拍卖。获胜的有些可以拍到10万、20万、30万。因为基因上的考虑,最早回来的还可以作为种鸽。获胜能够得奖,奖金就是从参赛选手原来缴纳给鸽棚的费用中拿出来的。但是,比赛中也有不少人作弊,台湾作弊更厉害。一沾染到金钱和***,种种弊病就出来了,花样也多种多样。比如,比赛是从上海放飞,有些人就把鸽子先放到上海养两个月,因为鸽子对上海的“家”有印象,就能够很快地回到上海的旧家。养鸽子的人在上海等着,等拿到鸽子后,就开汽车回来,比飞回来的快。还有一种方式,有些人研究鸽子的路线,在路线之中,会找一个地方挖一个坑,坑中填满水,等着经过的鸽子下来饮水,坑边设置一个网捕捉鸽子。捉到不属于自己的鸽子,就打电话给鸽子的主人来赎,等于绑票。我没养过信鸽,对弊病不详。这些都是养信鸽的人告诉我的。

白色和平鸽是食用鸽,实际上是美国培育出来的落地王,繁殖快、肉质鲜嫩,适宜食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成,可是现在一般人都给这种食用鸽一个美丽的名字。当然,也有人在公园中养这种落地王,给儿童赏玩,卖鸽子饲料赚钱,这倒无伤大雅。中央一台过去每日早晨的《东方时空》,升国旗、奏国歌,大好河山,然后演到长城,很远处飞来一个鸽子,近处一看长嘴巴,就是美国的落地王!播出的不是中国的观赏鸽,而是播了美国的食用鸽,这对于我们了解鸽子的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伤害我们的自尊心,我们接受不了。有一次中秋节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一个节目的茶话会上,我跟方宏进同桌喝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电影、电视、广告这些渠道观赏鸽都不露面,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务必给观赏鸽亮相》。报上刊出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照片,结果拍的都是信鸽。我提意见说:“你用鸽子配合得很好。但是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所以你应该用中国的观赏鸽,不应该用信鸽。用中国的观赏鸽意义更大。”现在,我们到处看到的都是和平鸽“落地王”、信鸽,观赏鸽不让露面,没有人能看得到。这足以说明我们太不重视传统文化。多数人不知道中国传统观赏鸽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因为花色最多,而且历史渊源悠久,有上千年历史。有史书记载,有诗词歌赋赞美,有名画家写生,还有专门著作仔细研究。

李怀宇:据说商代就有人养鸽了。

王世襄:对,源远流长。商代玉鸽的形状嘴巴已经很短了,跟野鸽子不一样,可能商代已经有人喂养了。经过历朝历代人们的饲养,人工对鸽子基因的选择、淘汰,用选优的标准使鸽子“齐整”。眼睛、眼皮、头、脑型、花纹的要求,都越来越有讲究,到了明清两代达到高峰。

李怀宇:你小时候养鸽子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世襄:小时候不过喜欢而已,当时外来的信鸽很少,长嘴巴、灰颜色,觉得太难看了。大量的就是观赏鸽,北京每一个胡同里都有几家养鸽子。而且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卖苦力、小商贩,从七八十岁的老者到年轻人,都有养鸽子的,上空都有鸽哨传来。解放以后,慢慢地信鸽大量引进了,为了牟利,大家都去养信鸽。其实,观赏鸽跟园林、花木的相配都有关系,而且鸽哨已经成为上辈人对北京的一种印象。很多以前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如今回到北京发觉,早晨醒来鸽哨已经消失了,就在日记中写道:少了鸽哨,就感觉这不是北京了,充满了失落感。中国人的失落感就更多了,尤其是那些了解鸽子,早年养过鸽子的人。

李怀宇:你觉得现在人们对观赏鸽不大了解的原因在哪里?

王世襄:现在大家都去养信鸽了,养观赏鸽的就越来越少,主要受牟利的诱惑。近几年,从北京鸽市上看,观赏鸽越来越稀少难求,信鸽和食用鸽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因为年轻人不懂,没有人爱好这些,也不知道观赏鸽好看在哪里。这其中还有一个城市拆迁的问题,很多养鸽子的人住的平房、四合院,房子一拆,就要跟鸽子挥泪告别。因为搬到楼房住宅以后,不允许养鸽子。观赏鸽不像信鸽在阳台上也可养,或者可以送进鸽棚。观赏鸽需要在平房饲养,因此就没有存身之地了。很多以前养过观赏鸽的人,想到观赏鸽上百种的花色、诸多讲究,有些业已失传,就觉得扼腕叹息。

李怀宇:你在研究中发现传统观赏鸽在广东绝灭已久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呢?

王世襄:我发现明末清初广东屈大均写了一本颇为著名的书《广东新语》,记载明清之际赛鸽***在广东已很盛行,这是导致观赏鸽绝灭的原因。书中有一段讲广东的放鸽会十分详细,当时每年的五六月举行放鸽会,养者把鸽子送来,每只鸽子交两钱银子,这就基本上与现在的鸽棚一样。如果按照当时银价来说,养的人很多,输赢数目很大。广州的鸽友刘俐在越秀公园养鸽子,达到上千只,给游客赏玩。我问:“你们广州有没有观赏鸽?”他们告诉我早就没有了,现在广州的观赏鸽都是从北方买回去的。为什么广东没有传统观赏鸽,就是因为广东赛鸽二三百年前就有,致使观赏鸽绝种。刘俐现在养的观赏鸽都是从北京等地买回去的。信鸽影响观赏鸽生存,广东是全国的前车之鉴。

李怀宇:面对观赏鸽的这些危机,你认为在学术研究上应当如何做?

王世襄:面对观赏鸽的危机,我70岁的时候,想编一部鸽谱图册。我邀请了一个摄影师,到所有的鸽市去拍鸽子。结果大为失望,看不到可以入谱的鸽子,危机感就更为加重了。北京的鸽市大不如前,以前的鸽市上很多品种都可以看到,还可以选择好坏。我又去找养鸽子的人家,结果也看不到好种,因为没有实物,没有照片,书籍就编不成。有人告诉我,外地越是偏僻的地方可能越是有一些珍贵品种,像陕西一带,因为城市变化小,平房没有怎么拆。但是当时我的年龄也不允许我专门找一年时间出去,我还有其他书要写,这个有照片的《鸽谱》构想就落空了。

1994年,我80岁时,发现故宫藏有宫廷画家用郎世宁画法的四部鸽谱,从康熙到清末,共有180幅。郎世宁画法非常写实,能代表各种鸽子的特色。因为如果是在写意派的笔下,就看不出是何品种了。我利用画谱编成《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一书,成为中国最早一本有观赏鸽彩图的书。现代的有些品种已经消失了。四部清代鸽谱画得不尽如我意:第一,有很多重要的品种,我认为清代已经有了,但是清代鸽谱没有收进去;第二,有一些很常见的品种,清代鸽谱收录的不是最好的,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比它好的;第三,有一些没有定型的,清代鸽谱也没有必要去画;第四,清代鸽谱有些品种的花色有毛病,说明清代鸽谱把不合格的收进去了。这就怪送鸽子的人,因为画家不一定懂。

落地王是美国进来的,信鸽是欧洲进来的,都不能代表中国。一般人对此不了解,因为我养鸽子,爱鸽子,所以了解到这其中的重要性。虽然我活到90多岁了,但是还是有一个极沉重的责任感,要让下一代年轻人知道:只有观赏鸽能够真正表明中国文化。这是中国传统的国宝,无论如何都要保留下来,一旦消失就无法恢复。现在我在《北京晚报》上每个星期写一篇关于传统观赏鸽的文章,利用从各个角度找到的材料,汇集整理准备写几十篇关于鸽文化的文章。这些都要从历史文献中去查找,从犄角旮旯去搜罗。以后我要写的鸽子品种,主要是依靠现在有人养的鸽种的实物照片。在我们的倡导、影响下,北京已经有些人开始慢慢恢复一些品种,我找摄影师去拍摄。每一个品种都可以写一篇,专门作介绍,可以与其他国外的作比较,一比就知道中国的最美丽。

李怀宇:你研究的许多学问看起来都是偏门,但是研究一个就带动一个热潮,就像当年的明式家具研究一样。你现在研究鸽子会不会也带动一个热潮呢?

王世襄:我是很执着罢了。现在我做鸽子的东西,我就希望能有多少做多少。据说,已经有一些影响了,有一些鸽子已经涨价了。有些事情非要国家的力量,比如天安门养鸽子,就非要国家支持。我写信说卫生、安全要有保证,就是想让当政的人知道这是一个好点子。2003年4月8日,我上书北京市及奥组委领导,希望 2008年奥运会要放我们中国自己的观赏鸽,戴上我们的鸽哨,这是我们中国的景观,代表我们的民族。但之后不久就爆发了“非典”,也就没有消息了。但是, “非典”之后两年,北京市委、体委也没有任何人联系过我,这件事情就石沉大海了。

我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文史馆直属国务院,每年总理都要接见我们一次。朱镕基总理接见过我们,总理也接见过我们。当时总理到德国,德国总理送了他辆车,最新型的奥迪,中国没有的,十分高级。总理不坐,他说机关给他分配什么车就坐什么车,他不搞特殊。总理就把这辆车给了中央文史馆,他说:“文史馆老头多、行动不便,有什么事情就用这辆车接送他们。” 温总理还请了一个参事组织大家在文史馆吃一个便饭,总理秘书也来。当时,我就想把这两本鸽子书送过去给总理看看,可是又怕总理日理万机,自己添乱。但是反复斟酌,还是觉得这个机会难得,但是总理那天因为下午开会没有来。我就托人转交给总理,也不知道总理能不能收到。没有想到过两天,文史馆特地派人来,温总理给我写了亲笔信,连信封都是他亲笔书写。他叫我世襄老,说我送的书他收到了,说我致力很勤,对历史、文化很有研究。温总理是搞地质、搞科学的,他就跟一般从政背景出身的不大一样,他也懂这其中的意思,因为在地质方面就有很多珍贵的化石都被外国偷走了。温总理说他看了这两本书得到不少知识,说我过了90岁身体依然很好,感觉很高兴。很简单的一封信。之后,对于事情怎么处理,我一概不问,因为我也不知道领导愿不愿意发表这件事情。文史馆一直跟《羲之书画报》有合作关系,文史馆的工作人员就写了一篇文章在报纸上报道我,那个标题是《温总理的关怀 名学者的心声》,谈到总理给我亲笔回信,还登了我一张照片。但是,我认为《羲之书画报》在北京的阅读量很少,我就找《北京晚报》转载了。文章没有删减,还增加了两本书的书影,但是把这两句标题去掉了,因为怕节外生枝。

我希望你们多宣传一下传统观赏鸽文化,因为没有人写,以前我的事情都有人写过了。我知道鸽子的情形,如果不呼吁,断绝了就太可惜了。我有这个责任感。

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生于北京,兴趣广泛,喜爱古诗词,曾从事音乐、绘画、家具、古琴、竹刻、传统工艺、民间游艺等多方面的研究,均有论述,著有《锦灰堆》等数十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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